公民就他人的侵权行为所享有的救济权具有宪法性价值。
人格权商业化利用本身是人格权行使的重要体现，需要人格权编对此加以确认和调整，而不能仅仅通过合同加以调整。[13]即便就某一特定类型的人格权而言，其在现代社会所涉及的问题也越来越多，其内容日益复杂化，需要对人格权法确立更多的细致规则。
因为侵权责任法的规范十分简略，法律上并没有确认各项人格权内容、类型、构成要件等，认定是否构成对人格权的侵害，完全由法官进行个案判断，这就不利于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例如，在著名的艾滋女网络谣言案等案件中，行为人就是通过散布网络谣言的方式，侵害他人的人格权益。此外，现代商业模式的变化也要求强化对企业信用和商誉的保护。在范志毅诉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名誉权纠纷案中，[37]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判决范志毅败诉，在判决中首次使用了公众人物一语：即使原告认为争议的报道点名道姓称其涉嫌赌球有损其名誉，但作为公众人物的原告，对媒体在行使正当舆论监督的过程中，可能造成的轻微损害应当予以容忍与理解。笔者认为，此种观点并不妥当，将来的民法典侵权责任编虽然可以对侵害人格权的侵权责任作出规定，但无法实现对人格权的全面保护，因为一方面，侵权法主要是救济法，侧重于对人格权进行消极保护，无法从正面对人格权进行确权。
我国《民法总则》第2条规定：民法调整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之间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30] 我国《侵权责任法》第2条在规定侵权法所保护的权益范围时，列举了民事主体的各项具体人格权，也有学者认为，将来通过侵权法即可实现对人格权的全面保护，而无须在民法典中设置独立的人格权编。一国两制在体制安排上已然两相成全，高度灵活，本是对台方略，港澳先行先试，具体成效尚需检验。
其二，美国政治是分权制衡的民主宪制，而不是独裁式的君主制，特朗普的个性正在与美国体制进行磨合，其对美国关于两岸关系的平衡外交战略之理解与遵守将逐步抵消当选后早期对外交议题的不成熟认知和不专业的唐突立场。然而，这对于台湾的核心价值观及文化软实力是一种釜底抽薪式的自残行为，将造成台湾文化严重的失忆症。更关键的是，不搭车也就罢了，跟随政府南向发展的台企还将面临着大陆企业的激烈竞争。六、结语：两岸关系的宪制愿景 对两岸关系而言，习马会是个象征性高潮，蔡英文胜选则是个实质性低潮，两岸关系在九二共识上卡壳，双方互不相让，退无可退，导致两岸关系陷入宪制危机，进入实质停滞时代。
在大豹社领地上，到底是树立大豹义士碑还是日本忠魂碑，兹事体大。民进党及台湾社会应宽待党产问题，尊重国民党自我清理的方式和程度以及司法裁定，避免有罪推定和行政专横，以真诚和解而非穷追猛打的方式开启台湾民主新时代。
但客观看待历史，这些党产中何为正义何为不正义不能简单以今日的民主法治标准衡量，否则就有溯及既往的恶法化之嫌。台湾民众可能认为改名字和改教科书式的转型正义不彻底，然而在台湾公共机构和教科书中普遍取消中正、中华等文化行政措施已经触及重大的历史认同与观念革命，尺度不可谓小。我们可以据此进一步思考如下关联性问题，为解套两岸关系凝聚智慧： 第一，主权思维和朝贡思维是东西方各自的国际关系学，如同西医和中医，各有利弊，比如主权思维无法解决历史领土纠纷和分离主义问题，看看钓鱼岛、南海等，而朝贡思维无法解决地位平等和国际民主问题。转型正义的非正义化是台湾民主化隐藏的一个消极性因素日益发酵的结果，即台湾的族群政治未能完成有效的文化与制度整合，而是在本土主义民主运动刺激下日益加重分裂和对峙，最终造成对国民党之外省身份的绝不妥协与清算到底。
台湾转型正义早期的节制性特征未必是缺点，反而可能是对国民党主动民主化的历史功绩与政治作为的适度肯定。在立法院内，国民党基本丧失了对民进党的制衡与否决能力，而党内的政治团结和纪律状况亦难有改观。遗憾的是，台湾方面疑虑极多，回应冷淡。日据时代，本就有亲日的既得利益者和反日的受害者之别，多数人沦为受害者。
民主化为台独提供了组织和意识形态条件，却也埋下了多元分化和新族群裂变的隐患。近期的美猪事件、冲之鸟礁事件、微调课纲废止事件已经展现出既往对抗传统与风格。
特朗普当选后，台湾一度找不着北，对这位民粹式总统缺乏研究和预案，更难说得上有多少亲和。在中美关系的脆弱和局与岛内本土分离主义的强势演进之共同作用下，两岸关系很可能不进则退。
新朝贡论需要识别和体认这一复合化的主权逻辑，而不是简单超越主权逻辑，从而回到一国两制的建设性思路上来，才可能产生积极的理论成果和对策价值。如果说新南向主要是政治提气，那么积极加入一个新的经济高端俱乐部TPP则是蔡英文政府理性务实的选择。转型正义是民主化与民主巩固的标准配置，涉及真相、和解、正义与未来。为制衡台独取向及为两岸关系寻求新思维，台湾著名学者石之瑜教授近日在《联合早报》发文提出新朝贡论，希望以朝贡思维突破主权思维，开辟两岸新局。如今，这种历史上的政治分野重现于台湾原住民史观争执与民主政治过程。这不仅是因为蔡英文女士成为了中华民国首任民选女总统，更因为民进党取得了全面执政权，从地方政权到中央机构一线飘绿形成对国民党的绝对政治优势。
石之瑜教授追溯朝鲜、越南、琉球等与中国大陆关系变迁的事例，意图激发中国古典的朝贡思维作为两岸关系建构的新方向，这就形成了台湾国际地位的两个面孔：一边是面向美国主导的国际社会的准政治实体形象。亲日带来的美化殖民历史和殖民者的历史虚无主义后果必然造成对日据时代原住民及其后裔严重的情感伤害。
总体上，民进党的执政出路在于从选举民主的激情中冷却理性下来，重估两岸关系的重要性质，建设性恢复两岸政治互信及经贸协作。（3）对内社会文化层面：通过政策引导和制度安排促进各治理体系的平等交流与竞争，使共同体文化具有活力，并能够滋养共同体本身应对各种外部挑战和内部张力。
急独对应的是大陆的武统，民进党不敢试水挑衅。当前国际体系以主权思维为主，朝贡式的天下范式和后主权的人权范式不可能取代之。
被大陆经济套牢是一种想象，新南向和加入TPP也是一种想象，但台湾经济及其利益关联是客观实在的。其二，TPP与中国主导的亚投行、一带一路等区域经济体系的关系还不明晰和成熟，若二者发生激烈的贸易战，已经登上美国经济战车的台湾恰好处于两大经贸体系的摩擦边缘，其取舍进退势必十分纠结。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这种过度清算式的转型正义本身正在背离正义的轨道而演变成台湾民主政治中的多数暴政和新式政治专制，而且可能决定性地损害台湾民主秩序的竞争性基础与结构，有过河拆桥的政治不道德性。台湾害怕被矮化，害怕一国两制的统战效应，而竭力以本土主义史观和台独主义立场确证自身身份与政治前途。
这也警示蔡英文政府，如果其文化台独策略及转型正义操作仅仅以去中国化作为唯一方向，将丧失原住民中相当部分族群的政治支持，其民主合法性基础将受到重创。当然，蔡英文政府提升经济自主性固然独力难支，但还存在另外一种并行却稍显隐秘的替代战略，即借助美国重返亚太及美国主导的TPP获得新的国际经济体系身份和增长空间。
当然，从经验上讲，一个现代政治共同体的团结凝聚需要在承认个体自由和地区性治理体系之治理权的基础上不断生产出属于整个政治共同体的共同生活经验和历史命运休戚感，即不断生产出共同体宪政统一所依赖的政治公共性，从而不断激活更加丰厚的民族文化价值，巩固宪政统一。关于两岸关系的宪制定位与制度性建构，仅仅停留于九二共识显然是不行的。
结果很可能是转型正义过度、文化优势削弱和安全保障欠缺，与台湾民主及人民福祉背向而行。蔡英文的转型正义工程，有可能对国民党在政治上一剑封喉，促其进一步弱化、分化和瓦解。
民进党政府企图依靠政治体制的垄断性优势而进行历史文化的切割，是在以一代人的虚妄去批判和颠覆中国大历史中数十上百代人的接力建设与积累。以此衡量，马英九先生在2012年竞选连任以来倒是对两岸关系的宪制沟通进行了一定的理论性探讨，尽管囿于政治情势无法推展，但对于未来两岸之宪制定位与建构仍然具有重要意义。当然，我们亦不必高估高金素梅质询案的政治意义，这主要是台湾本土史观的内部争议，即便反日亦可以在单纯的台湾本土内部消化和定位，不等于就认同国民党的光复史观或大陆的九二共识。我们有理由审慎乐观地期待台湾的良知学者、理性政治家、温和的民众能够善用台湾的传统文化资源、宪政民主体制与公共理性文化以有效制约全面执政的民进党政府寻求替代和渐独的权力欲望及社会空间里虚妄对待历史文化、自我挖根式的文化激进主义冲动，建构一种本于两岸关系、面向亚太及全球的中道政治文化形态，继续保有及扩展中华民国在台湾的文化与政治体制优势。
在去中亲日的精英政治意识形态下，转型正义成了民进党对付国民党的一剑封喉策略，其重点在于尽力挖除中国因素和中国影响，但做得有些过火，惹恼了原住民中的真正受害者。国民党的反对党角色及行动一定会高仿民进党的既往做派，台湾继续陷入分裂政治而内耗不已。
在中国主导的地缘政治经济秩序重构中，台独表现出一种深刻的不认同与不合作，朝着海洋寻求安全保护与独立前景，是一种政治逃逸，但很难成功，反而会因其在民主价值掩护下的孤独孤傲付出重大代价。香港回归及民主化基本上没有明确的转型正义，而是平稳过渡，遗漏或有意遮蔽了关键性的去殖民化，导致一国两制与基本法缺乏相匹配的政治意识形态基础，造成国家认同与忠诚的巨大隐患。
美国只有对盟友同时提供安全和发展才可能继续维持其民主世界领袖地位。一国是一国两制的硬核，两制是一国两制的软体。
